北京的夏天像一炉炽热的灰烬，热浪从工地的钢筋丛中升腾而起，裹挟着水泥尘和铁锈的气息，漫过每一个汗湿的背脊。高强来到这片工地已有三月，日子如沙漏里的细沙，无声地漏过指缝。他习惯了清晨五点的哨声，习惯了从硬板床上爬起时腰间的酸痛，也习惯了套上那件褪色的工装服，裤腿上永远带着前日的灰痕。他背着那个磨得毛边的帆布包，混在工人的人流里，走进这片钢与泥的荒野。阳光初升，透过高楼的缝隙洒下刺目的光，照在他瘦削的脸上，映出一双冷硬的眼，像被风吹尽了温度的煤渣。
他干活从不含糊，扛钢筋时肩头绷得像铁，搬砖时脚步稳得像桩，汗水顺着额角淌下，滴在滚烫的地面，化作一缕白汽，转瞬消散。工友们笑他像头不知疲倦的牛，可他从不多言，只是低头干活，偶尔蹲在角落点一根烟，烟雾袅袅，模糊了他眼底的锋芒，像一匹被困的孤狼，藏着无人窥见的伤。张恺伦第一次见他，是在那个闷热的午后。高强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低头递上一张皱得像废纸的名片，声音低沉如砂砾：“张经理，我是高强，谢谢您给我活儿。”张恺伦抬头，撞进那双冷冽的眼，心跳忽地漏了一拍。那张脸瘦削而倔强，眉骨如刀，眼神似深潭下的暗流，藏着股说不出的孤绝。他笑了，接过名片：“行，干得好就留下。”
张恺伦三十五岁，脸庞被烈日雕琢得棱角分明，衬衫袖子卷到肘间，露出结实的小臂。他在工地摸爬滚打十余年，从泥泞里爬到经理的位子，性格如钢筋般硬朗，却藏着一颗细腻的心。对高强，他总有种莫名的偏心。他会悄然调整工单，把搬工具、理材料的轻活留给他，避开那些扛钢筋、推水泥车的苦差。工友们私下嘀咕，张经理怎对这个“闷葫芦”另眼相待，可没人敢问。他只笑笑，眼底藏着一抹柔光，像在守护一株无人问津的野草。
他喜欢找高强吃饭。工地旁的小馆子灯光昏黄，油腻的木桌上摆满啤酒瓶和花生壳，辣子鸡丁的香气混着油烟弥漫开来。他点了两瓶冰啤，招呼高强坐下：“来，吃点热的，别老啃干馒头。”高强推辞，低声说：“张哥，不用，我随便吃点就行。”张恺伦不由分说，把筷子塞进他手里，语气带点霸道：“少废话，吃！”高强拗不过，低头扒了几口饭，辣椒呛得他咳了两声，眼角泛红。张恺伦看着他，嘴角不自觉上扬，递过一瓶啤酒：“慢点，别噎着。”高强接过，低头喝了一口，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，火辣辣的，却带起一丝暖意。他抬头看了张恺伦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微光，像荒漠里乍现的绿芽。
张恺伦还会在意他。工地风大，他见高强那件工装薄得像纸，次日便塞给他一件旧夹克，灰蓝色，袖口有点磨损：“拿着，晚上凉，别冻着。”高强愣住，手指攥着衣角，低声说：“谢谢张哥。”他穿上夹克，宽大的肩膀撑起几分硬朗，眼底却掠过一丝复杂的光，像在感激，又像在抗拒。他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漂泊，张恺伦的关怀像一盏微弱的灯，照进他冰冷的角落。他把这份好记在心里，当他是大哥，却未曾窥见那盏灯下藏着的炽热。
对张恺伦而言，高强不只是个工人。那股孤独而倔强的气质，像一把无形的钩子，勾住了他的心。他喜欢高强干活时紧绷的背影，喜欢他抽烟时眯眼的模样，喜欢他偶尔露出的疲惫却不屈的神情，像一株风沙中的荆棘，刺痛又迷人。他不敢说出口，怕惊扰这头沉默的狼，只能用行动诉说——少一分重担，多一顿热饭，盼着他能喘口气。可他知道，高强的倔强如铁，融不进温柔，他只能站在一旁，递一瓶水，拍一记肩，将那份情藏在心底，像一团压不住的火，烧得他心口发烫。
这天午后，工地热得像熔炉，空气扭曲着升腾，钢筋烫得能烙手。高强在三楼搬水泥，汗水淌进眼眶，刺得他视线模糊。他扛着一袋水泥，走在狭窄的楼梯上，脚下的木板老旧而湿滑，忽地一颤，他没站稳，水泥袋坠地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。他整个人跟着滚落，楼梯如一条陡峭的深渊，他像一颗坠石，翻滚着撞向墙角，头狠狠磕在水泥墙上，血如暗泉涌出，染红了灰白的地面。他眼前的光影晃动了一下，便坠入无边的黑暗，昏迷前，耳边只剩工友的惊呼，像风中的回音。